by Jolin
这本书来自于笔者的一位创业者朋友推荐。当时讨论的话题是“压力之下如何保持动作不变形，持续deliver正确的结果。”朋友说道，“那这本书一定要看看，完美描述了你提到的‘动作变形’的心理。”
本书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并没有仅仅从史实上列举蒋、毛如何做，而是从两者面对每一次战局变化时的心态、指挥、决策过程入手，来重述整段历史。所以本文也主要从这个方向出发，来讨论蒋、毛的应对模式（actions）对于投资的启发意义。
Summary
蒋介石的作战心态：
求速战、常言“决战”“清剿”；
轻敌，且选择性忽视事实（可能是出于自我保护意识）；
战略上知道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标，战术上以夺城为目标（导致每个城都需要有兵力驻守，耗散兵力、越打越疲）；
盯着区域作战，以区域性的得失为战争顺利与否的信号，思路总体上是先拿华东再拿华南；
对前线/一线毫无了解，不断铺摊子稀释兵力，层级汇报推责给下属；
过于集权，大事小事都管，分散决策精力；
财力耗散，大印金圆券，进一步失民心；
短期情绪占上风，决策多变（决策稳定性差）、优柔寡断、战略取舍能力弱（“既要…又要…”），屡次被共军以同样方式打败而缺乏应对措施。
毛泽东的作战心态：
持续在组织内部灌输持久战意识，战争后期才开始考虑战略决战问题；
团结人民群众，发动底层力量（群众会自发帮助中共隐瞒情报、路线，甚至告知国民党行踪）；
战略上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标，战术以不要求夺地，机动作战，耐心+耐性；
宏观思想、全局视角，以敌我双方战争力量的对比（包括士气、组织等等）为判断战争进程的信号；
盯着敌人的核心兵力作战，兵力资源分配重点在攻打国民党主力军（发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核心思想）。
Comments：
笔者的阅读感受，以及对于投资的思考：
情绪底层的稳定性非常重要（逆人性的practice）。蒋之所以决策不稳定、一天三变，并且拒绝承认中共的强大，并非其智力上的差异，而是心理上有明显的应激反应特征。有句话很有意思，蒋的旧部说他是从小接受精英教育出身、没有经过底层历练直接进入决策层的人。认为蒋是很好的权术家但并非将军。一方面是对作战前线确实缺乏了解，另一方面情绪的不稳定会使得很多理智上知道是“对”的事情无法落实到实践中。情绪管理机制如何建立？笔者认为还是有一些线索可以参考：1. 极度坦诚，越早聆听、接受事实，越快调整，虽然初期需要克服走出舒适区的不适，但长期来看是调整成本最低的。这点在中共的组织里就体现得比较好。2. 机制约束。组织的科层制、集团化、内外关系等等会倒逼创始人（这里是两个政党的领导人）采取不同的行为模式和思考习惯。需要警惕独裁导致的潜移默化的自大。克服自大的心理成本和组织成本都可能非常高。
战术服从于战略，需极其警惕把手段当作目的的误区。尽管毛和蒋都知道“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是目标，但是毛的KPI设定是以歼敌人数、灭敌士气为目标，而蒋的设定是攻城。显然，攻城可以说明歼敌数量，但并非完全等同。在组织目标传递的过程中，这一点点飘移实际上给国民党带来了非常大的恶果（每打一城都需要分散兵力守城，摊子越铺越大、组织就越脆弱），甚至到后期蒋本人也忘了战略初心，变得为了守城而守城。就投资人看企业来说，规模的确只有在有效的ROIC运转前提下才能成为朋友，否则就是毒药。同时每一次投资决策都需要自我检查，是否回归“目的”而非被“手段”牵着走（例如把增长当作目的，或者把业绩当作目的）。BEDROCK目前建立的评估体系便是在尝试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手段单一化导致的对人的心理牵引作用（或称思维惯性）。
“取”与“舍”是战略核心。难的不是“取”，而是“舍”。蒋的错误之一也在于撤退时不利索，多次出现希望撤退部队与其他地方军汇合夹击共军而要求将领改道的命令。但正如杜聿明所说，“要放弃徐州，就不能恋战；要恋战，就不能放弃徐州”。战略上的“取”与“舍”，必须首先服从于客观规律，其次要对抗人性中“贪”的惯性。最难的不是“取”，而是“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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